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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代氣象智慧及其書寫

展龍 發佈時間:2020-10-15 09:21:00來源: 《光明日報》

  天氣現象風雲變幻,奧祕無窮,時刻影響着人們的活動。華夏先民在與大自然的長期互動中,日漸適應了四時交替,陰陽變化;辨明瞭雨雪晴靄,風雲雷電;見證了朝暉夕陰,氣象萬千,並逐漸探索出氣象變化的一般規律,形成觀天察氣、看雲識天的氣象學識,留下世界上記錄最早、傳承最久、內涵最廣的氣象資料,成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寶貴精神財富和獨特文化資源。

  早在夏代,已有觀象授時之説,設有“天地四時之官”;《夏小正》以夏代十二月為綱,記述了每月星象、氣象、物象及所應從事的農事和政事。至殷商,時人開始自覺觀察、認識並記載各種氣象,甲骨卜辭中風、雲、雨、雪、雹、霧、霰、霜、雷、電、虹等氣候現象,是世界最早的氣象記錄之一。周秦之際,在天人關係的艱難探尋中,人們已更加成熟地解釋氣象、預報氣象和記錄氣象,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詩經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孫子兵法》《莊子》《孟子》《管子》《呂氏春秋》《爾雅》《黃帝內經》等存世文獻,都記載有大量物候知識和氣象信息。如《爾雅》解釋霧霾、風雨、雪霜天氣:“地氣之發,天不應曰霧”;“風而雨土為霾”;“甘雨時降,萬物以嘉,謂之醴泉”;“雨霓為霄雪”等。《黃帝內經》解釋雲雨天氣:“地氣上為雲,天氣下為雨;雨出地氣,雲出天氣。”《詩經》預報雨雪天氣:“如彼雨雪,先集維霰”;“天將陰雨,鸛鳴於至”。《呂氏春秋》解釋“八風”為:“東北曰炎風,東方曰滔風,東南曰薰風,南方曰巨風,西南曰悽風,西方曰飂風,西北曰厲風,北方曰寒風。”凡此,皆為早期華夏先民洞察自然、辨識天象、預測氣象的智慧結晶和文化創舉。

  逮及漢唐,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和科技的日益革新,人們對氣象的認知趨於理性、科學和客觀。漢代人闡明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物候,發明了濕度計、風速器等氣象儀器;提出了“梅雨”“信風”等氣象名稱,併科學解釋了雷電、降水等季節性氣候現象;駁斥了雷電是“天取龍”“天懲”“天怒”等陳腐謬論,批判了將降雨歸於“天神”的迷信妄説;出現了《易飛候》《四民月令》《論衡·變動篇》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等文獻。如《淮南子》指出:“懸羽與炭,而知燥濕之氣”;“風雨之變,可以音律知之”。《論衡》提出:“天且雨,琴絃緩。”《西京雜記》記載:漢時長安靈台相風銅烏,“有千里風則動”;“氣上薄為雨,下薄為霧,風其噫也,雲其氣也,雷其相擊之聲也,電其相擊之光也”。凡此,即將古代氣象學尤其是氣象預報技術引入科學之路,推向新高。而後,兩晉盛行“相風木鳥”等測風儀器;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載有“天氣新晴,是夜必霜”等氣象諺語,並提及薰煙防霜、積雪殺蟲等方法;《正光歷》將七十二氣候列入曆書;南朝宗懍《荊楚歲時記》提出冬季“九九”為一年最冷時期;隋代杜台卿《玉燭寶典》輯錄隋以前節氣、政令、農事、風土、典故等文獻,保留了不少農業氣象佚文。至唐代,創造了相風旌、佔風鐸、佔雨石等氣象儀器,區分了十級風力和二十四方位風向,解釋了日暈、彩虹、光象等氣候現象,誕生了《觀象玩佔》《乙巳佔》《相雨書》等氣象經典,湧現出裴行儉、李淳風、李愬等氣象學家,並將氣象知識更加廣泛地應用於生產、生活、軍事、政治等重要領域,彰顯了自然氣象的科學性、實用性和人文性特徵。

  宋元乃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,氣象知識和研究隨之日益勃興,蔚為大觀。較之以往,宋元氣象學的科學化趨勢更加鮮明,不僅解釋了梅雨、龍捲風、季風、雷陣雨等特殊性、區域性氣候現象,首創了雨量、雪量等觀測技術,而且對大氣光象、雷電霜霧等氣候現象的認知更為科學、合理,對天氣的預報方法也更加多樣、準確。如朱熹《朱子語類》論述雷電:“陰氣凝聚,陽在內者不得出,則奮擊而為雷霆,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,故爆開而為雷也。”沈括《夢溪筆談》解釋彩虹:“虹乃雨中日影也,日照雨則有之。”陳長方《步裏客談》記述梅雨天氣:“江淮春夏之交多雨,其俗謂之梅雨也,蓋夏至前後各半月。”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論述江南“過雲雨”(雷陣雨)、“龍桂”(龍捲風)。蘇洵《辨姦論》預報風雨:“月暈而風,楚潤而雨。”尤其是沈括《夢溪筆談·異事篇》對氣象、物候之創見,朱思本《廣輿圖·占驗篇》對天、雲、風、日、虹、霧、電等航海氣象之“占驗”,堪稱典範。宋元時期為我國古代氣象科學發展的重要階段,其氣象之學遠紹漢唐根脈,近啓明清端緒。

  至明清,氣象學雖發明不足,但在總結演繹前人成果方面可圈可點,尤其是深受“西學東漸”浸染,氣象之學呈現出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趨勢,初露近代氣象學的曙光。其中,明代雨量觀測、航海氣象、天氣預報等技術日益精進,“南北寒暑”“晝夜長短”“蜃氣樓台”等理論認知不斷深化,農業氣象諺語廣泛傳播,氣象雲圖等推廣使用。在官方,“月奏雨澤”成為常制,顧炎武《日知錄》載:“洪武中,令天下州縣長吏,月奏雨澤……永樂二十二年十月,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儲,上曰: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,欲前知水旱,以施恤民之政,此良法美意。”在民間,“占候諺謠”成為常用語,如明初婁元禮《田家五行》記載氣象諺謠,凡分論日、論月、論星、論風、論雲、論虹、論雷、論霜、論雪、論電、論氣候、論山、論地諸篇,皆反映了明初農業氣象知識和天氣預報經驗。明清之際,西方科技的傳入為我國氣象科學帶來了新技術和新觀點。傳教士將西方當時比較先進的温度計、濕度計引入中國,清人還仿製了冷熱計、燥濕器;利用《三光圖》等雲圖預報天氣;出現了炮擊雹雲,消除冰雹的技術。梁章鉅《農候雜佔》凡分四卷,從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時令、草木、蟲魚等角度,論述了預測天氣變化、解釋氣候現象、把握氣象規律之理論,是古代農業氣象諺語的集大成之作;遊藝《天經或問》凡分圖序、天、地三卷,全面闡釋了天地變化的情勢,解答了氣象變化的規則,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適應性、經驗性氣象知識的侷限,是近世少見的氣象原理之作,也是我國科學氣象學之肇始。

  在古人的觀念中,氣象既是“天”的自然表徵,也是“人”的觀念塑造,這種超自然的人本理解,為原本自然的萬千氣象增添了濃郁的神祕色彩和持久的人文屬性。在遠古時期,面對變化莫測的氣候現象,人們深陷“天人相分”的思維邏輯中,本能、盲目、被動地適應着紛繁多變、循環往復的氣象世界。此後,古代先民在克服自然、改造自然、適應自然的長期實踐中,逐漸認識到“人”的能力和“人事”的價值,“天人合一”等觀念日益深入人心,作為“天”的自然表徵,氣象也由此逐漸被人們認識、把握和利用,並持久影響着歷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文化。在社會層面,“順天文,授民時”,人們長期利用氣象變化的規律和特點發展社會經濟,從事農業、牧業、交通、祭祀、水利等活動。同時,面對此起彼伏、綿延不絕的氣象災害,歷代官民積極抗爭,全力應對,利用各種力量抗禦氣象災害,並逐步建立了較為務實高效的氣象預報制度和災荒賑濟體系。在政治層面,中國古人相信“天文變,世俗亂”,“天垂象,見吉凶”,認為天道與人事、天變與政治有着神祕而微妙的關聯,凡君臣事天不誠、賞刑不當、忠良未用、奸邪盈朝、聽信讒佞、征斂掊克、靡費天下、刑獄冤濫等,都會上幹天和,招致天變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謂:“凡天變,過度乃佔。……太上修德,其次修政,其次修救,其次修禳,正下無之。”漢代董仲舒將其總結為“天人感應”之説,認為“國家將有失道之敗,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,不知自省,又出怪異以警懼之,尚不知變,而傷敗乃至。”此後,這種“天人感應”“災異天譴”學説長期成為制約皇權與重塑秩序的政治規範,並與歷代王朝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。在文化方面,最突出的表現當為參用陰陽五行解釋天氣現象,如《大戴禮記》以陰陽解釋氣象:“陰陽之氣各靜其所,則靜矣。……陽氣盛,則散為雨露;陰氣盛,則凝為霜雪。陽之專氣為雹,陰之專氣為霰。霰雹者,二氣之化也。”鄭玄注《洪範篇》以五行解釋氣象:“雨,木氣也,春始施生,故木氣為雨。暘,金氣也,秋物成而堅,故金氣為暘。燠,火氣也。寒,水氣也。風,土氣也。凡氣非風不行,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,故土氣為風。”這些不斷積累的氣象知識及文化解釋,是古代先民認識自然、改造自然的產物,其對氣象規律、天人關係等複雜問題的自覺認知和客觀書寫,不僅反映了古人認識天文、應對氣象的理性取向和不斷增強的能力,且對今日之氣象事業也有一定的借鑑價值。

  自古中國以農立國,農業生產依賴天文地理,因而古代氣象記錄注重實用,人們習慣將氣象信息載諸天文書籍及小説筆記、詩文遊記、方誌野史等,充分展示了古代先民“求真”的氣象智慧和“務實”的書寫意識。今天,秉承“稽古振今”的歷史使命和學術擔當,系統整理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氣象文獻,傳承氣象文化,弘揚氣象科學,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。

  (作者:展龍,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、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教授)

(責編: 王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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